双胞胎数据! 中国父母把子女当一种理性投资! 且根据性别进行不同偏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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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关于下方文字内容，作者：伊凌雪，海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税务)学，通信邮箱：yilingxue@hainanu.edu.cn

作者之前的文章：①合成控制法创始人如何用SCM做实证呢？这些规定动作一个都不能少！②快速估计带有高维固定效应的泊松模型, 这计算速度真快, 真实用！

Guo, Rufei, and Junsen Zhang. "The Effects of Children’s Gender Composition on Filial Piety and Old-Age Support." The Economic Journal (2020).

Do parents forge children’s preference for old-age support? Becker (1993) conjectures that the inculcation of filial piety increases parents’ investment in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We provide the first empirical evidence on parents’ instilling of filial piety in children, by combining the natural experiment of twins with China’s One-Child Policy to obtain exogenous variations in children’s gender composition. Amongst the different models of filial-piety inculcation, our empirical results favour a Beckerian model of altruism inculcation in which parents solicit support from the child with a higher earnings endowment.

1.引言与背景
父母是否会影响孩子对养老的偏好？尽管许多发达国家采用养老金制度，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依靠家庭成员提供养老支持。Becker (1993) 推测，灌输孝道会增加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投入。本文将双胞胎的自然实验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相结合，获得儿童性别构成的外生变量，通过最新收集到的中国双胞胎数据来检验Beckerian模型关于亲子教育的理论预测，这些数据包含了父母对每个孩子的养老期望以及每个孩子关于偏好教育感知强度的独特信息，首次提出了父母对子女灌输孝道的实证经验。
本文的实证结果更倾向于支持Beckerian利他主义的灌输模式，即父母会向拥有较高收入禀赋的孩子寻求养老支持。在父母期望儿子比女儿赚钱多的检验条件下，作者对子女性别构成对孝道和养老的影响得到了可验证的假设。具体来说，根据理论暗示，如果孩子有兄弟而不是姐妹，父母不太可能向孩子寻求养老支持或向孩子灌输孝道，特别是当孩子是女儿的时候。作者称这些暗示为性别不对称下兄弟姐妹性别对孝道和养老的挤出效应。
与本文可检验的假设一致，作者发现了兄弟姐妹性别对养老支持和孝道的性别不对称效应。如果女儿有一个兄弟而不是一个姐妹，她的父母（a）在老年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期望从她那里得到支持的可能性降低15%；（b）老年时与她同居的可能性降低18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果儿子有一个兄弟而不是一个姐妹，那么他的父母有可能期望从他那里得到养老支持，或者期望在他年老时与他同居，同样有可能在他童年时向他灌输孝道。结果表明，当两个孩子提供养老服务的效率相同时，父母对两个孩子的依赖程度相同；但当一个孩子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养老服务时，父母就会选择更高效的供养方式。
2.提出假设
2.1独生子女
该理论预测父母更有可能向儿子灌输孝道，因此从儿子那里得到的养老支持比从女儿那里得到的多，这一预测与中国父母主要依靠儿子养老的传统是一致的（Cheung，1972；Ebenstein and Leung，2010；Deng and Zhang，2015; Huang et al，2017；Guo et al，2019）。
2.2两个孩子
独生子女模式的思维会延续到两个孩子的环境中：父母更有可能向儿子灌输孝道，寻求养老支持，而不是女儿。如果孩子的净转移下降到零或负数，父母就停止向孩子灌输孝道。一个男性兄弟姐妹更有可能排挤女儿的孝道灌输，阻止父母向女儿寻求养老支持。
然后，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养老支持）如果孩子有一个兄弟而不是一个姐妹，那么父母从孩子那里寻求养老支持的可能性就会变小或者相同。兄弟姐妹性别对父母养老期望具有负向影响，女儿的负向影响大于儿子。称假设1为兄弟姐妹性别对父母养老期望的性别不对称挤出效应。
假设2（孝道灌输）如果孩子有一个兄弟而不是一个姐妹，那么父母对孩子灌输孝道的可能性就会变小或者相等。兄弟姐妹性别对父母灌输孝道具有负向影响，女儿的负向影响大于儿子。称假设2为兄弟姐妹性别对父母灌输孝道的性别不对称挤出效应。
假设3（育儿投资）无论孩子的性别构成如何，父母都对每个孩子进行最优投资，以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孩子兄弟姐妹的性别对父母对孩子的投资没有影响。

数据与实证方法
3.1中国双胞胎儿童调查
在本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双胞胎儿童调查(CCTS)，其中包含了独特设计的关于养老支持和偏好教育的问题。在每个样本家庭中，父母和每个孩子分别回答了问卷。父母中的一个回答两个问题，希望年老时可以依靠谁。
Q1当您年老时，如果你和你的配偶有经济困难，你会依靠哪一个孩子来获得经济上的支持?请填写孩子的姓名或选择(1)，所有孩子平均分担。
Q2当您年老时，您想和哪个孩子住在一起？请填写孩子的名字或选择（1）轮流与每个孩子同住。
对每个孩子灌输孝道的频率进行评分，分值为五分制，最主要的问题是:
Q3在你小时候，你的父母经常告诉你孝敬长辈是一种美德吗?
（1）从不，（2）很少，（3）有时，（4）通常，（5）总是。
高评分表示频繁灌输。
3.2实证策略
本文通过使用一种新的实证策略来获得儿童性别构成的外生变量来检验假设。作者将双胞胎的发生率和性别构成这两个自然实验与计划生育政策（即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结合起来，以获得兄弟姐妹性别构成的外生变量。独生子女政策严格限制双胞胎出生后的额外生育，从而消除了令人混淆的儿童数量变化，父母也不太可能对双胞胎进行性别来选择堕胎。
研究主要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双胞胎儿童调查（CCTS），2013年进行调查中877个样本中，男同性双胞胎有334个家庭，女同性双胞胎有315个家庭，228个家庭有异性双胞胎。
双胞胎平均年龄为23岁的，只有61个家庭（6.96%）在双胞胎出生后选择继续生育。因此，独生子女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双胞胎出生后家庭规模的混乱变化。研究数据的双胞胎样本的性别比例是1.04，接近自然性别比例。双胞胎性别比例的平衡表明，在样本中，父母没有对双胞胎性别选择性堕胎。
为了检验双胞胎性别构成的决定因素，作者通过对双胞胎的类型、家庭的城市状况、父母双方的种族、父母的受教育年限以及双胞胎的产妇龄进行回归分析来估计多项式Logit模型。关于城市状况、父母种族和父母受教育年限（p-value = 0.47)的联合显著性的检验的无法拒绝这些变量不能预测双胞胎的性别组成的原假设。预测异性双胞胎的发生的唯一具有统计意义的变量是双胞胎出生时的母亲年龄。在回归分析中，严格控制了双胞胎出生时的产妇年龄。
3.3汇总统计
根据3.1节中所述的父母回答的Q1和Q2，作者生成了每个孩子父母对养老支持的期望两个变量。通过用性别来概括儿童的特点，父母期望从儿子那里得到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比女儿高约22%，期望与儿子同居的可能性比女儿高约23%。每个孩子回答的Q3反映了灌输孝道的方法。如果父母希望依靠孩子或在年老时与孩子同居，他们更有可能向孩子灌输孝道。
CCTS还提供了一个五分制量表，根据每个孩子对友爱的灌输程度进行评分：“Q4：在你的童年时代，你的父母有多久告诉你一次兄弟姐妹之间有兄弟般的爱是一种美德？”灌输孝道直接反映了对养老的需求，而博爱却没有。因此，能够检验兄弟性别对偏好灌输的不同维度的影响。
本文还总结了不同类型双胞胎父母对子女养老的期望和偏好。与理论一致，95.6%的有两个儿子的父母希望在老年经济困难时依靠每个儿子，而只有76.7%的有两个女儿的父母希望依靠每个女儿。如果父母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异性双胞胎），父母更可能依赖儿子（92.4%）而不是女儿（62.5%）。
本文理论意味着父母应该灌输孝道，并期望有更高收入潜力的孩子得到老年支持。主要实证策略是通过比较相同性别儿童，考察兄弟姐妹性别对父母养老期望和偏好灌输的影响。
3.5 回归分析

4.实证结果
4.1养老与孝道
回归分析的实证结果如下所示：

在面板A中，因变量是一个指示变量，如果父母希望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依靠孩子获得经济支持，则该变量等于1。在面板B中，因变量是指示变量，如果父母希望与孩子同住，则该变量等于1。在面板C中，因变量是在儿童时期灌输孝道的频率（五分制）。控制变量包括孩子的出生体重和出生年份；双胞胎的结合度以及家庭是否居住在城市地区；以及父母双方的受教育年限，种族和出生年份。作者为每个控制变量的缺失值生成一个单独的虚拟变量。括号中是双胞胎级别聚集的标准误差， p <0.01， p <0.05， p <0.10。
4.1.1 同胞性别对父母养老期望的影响
表2面板A中的（1）列显示了不含任何控制变量的子样本对公式（3）的估计。有兄弟而不是姐妹，父母期望在经济上依赖女儿的可能性降低了14.2%。在列（2）中，添加了全部控制变量。有兄弟而不是姐妹，父母期望在经济上依赖女儿的可能性降低了15.3%。列（3）和（4）使用子样本报告公式（3）的估计，在第（3）列中没有任何控制变量，而在第（4）列中添加了全部控制变量。有兄弟而不是姐妹对于父母对儿子的经济依赖期望没有显著影响。第（5）列显示了对不带控制变量的公式（4）的估计值。有兄弟而不是姐妹，使父母对女儿的经济依赖期望比对儿子的期望降低了17.5%。列（6）添加了完整的控制变量。拥有一个兄弟而不是一个姐妹，使父母对女儿的经济依赖期望比对儿子的期望降低了17.1%。表2中面板A中的假设与假设1一致。
4.1.2同胞性别对灌输孝道的影响
表2的面板C考察了兄弟姐妹性别对孝道灌输的影响。与表2的结果一致的是，有兄弟而没有姐妹会减少女儿孝道的灌输，标准差为0.32(列(2))。相比之下，有兄弟而没有姐妹并不会影响儿子孝道的灌输。第（6）列显示兄弟姐妹性别对子女孝道灌输的差异效应标准差为0.36。同胞性别对孝道灌输的性别不对称挤出效应有效支持假设2。
4.2另类灌输维度：博爱与养育
本文数据还能够研究兄弟姐妹性别对孝道灌输偏好替代维度的影响：博爱（Yi，2019）和育儿方式（Doepke and Zilibotti，2017）。在中国环境中，本文的结果可能是受到儒家思想的灌输所推动的，因为儒家思想强调孝道、博爱和子女对父母的服从。

在面板A中，因变量为儿童时期灌输孝道的频率（五分制）。在面板B中，因变量是通过因子分析得出的专制型父母教养方式得分。在面板C中，因变量是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的幸福得分。
表3的面板A显示了兄弟姐妹性别对兄弟情谊灌输的影响。没有发现同胞性别对博爱和养育方式的性别不对称影响。说明兄弟姐妹的性别对孩子的博爱没有影响。
面板B表示兄弟姐妹间的溢出效应似乎导致了权威型父母的结果。有兄弟而不是姐妹会增加女儿接受专制式教育的机会0.23个标准差((2)栏)。有兄弟而不是姐妹也会增加儿子接受专制式教育的机会0.29个标准差((4)栏)。溢出效应可以建立在专业化经济的基础上，让父母发展出一种特定的养育方式：父母选择一种基于孩子的性别构成的养育方式，并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的孩子。由于儿子通常比女儿更调皮，父母生的儿子越多，就越有可能采取专制型的教育方式
4.3孝顺是通过利他主义还是内疚发挥作用？
孝顺是通过利他主义还是内疚发挥作用？关于儿童教育、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结果表明，孝道是通过利他主义而不是内疚发挥作用的。剖析偏好灌输背后的确切动机应该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兄弟姐妹的性别对儿童的教育（表4）和健康（表A13）几乎没有影响，以儿童投资作为理论建构的代理变量。
性别对儿童教育和健康的影响与假设3一致，倾向于利他主义灌输模式，而不是负罪感灌输模式。作者在教育结果上的发现与之前关于兄弟姐妹性别构成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最近的一次尝试(Chen et al.， 2019)使用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技术，所有的研究都没有解决现有子女的性别构成引起的家庭规模的混淆变化。由于兄弟姐妹性别构成的内生性，可能会产生偏见。
本文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结果与“坏小孩定理”和“坏父母定理”的含义是一致的。Becker et al.（2016）推翻了坏父母定理：当孩子对父母是利他的，即使是自私的父母也会对孩子进行最优投资。坏小孩定理和坏父母定理的关键区别不在于谁坏，而在于操作转移是否从父母转移到孩子，或者从孩子转移到父母。本文的模型表明，只要灌输孝道的成本足够小，父母总是对孩子进行最优投资，而不管遗产限制的严格程度如何，因此兄弟姐妹的性别对孩子的投资没有任何影响（假设3）。
4.4父权制社会？
作者假设子女的收入机会存在差异，从而得出男性兄弟姐妹对子女孝道灌输和养老支持的挤出效应，这与本文的实证结果一致。令人担心的是，这些经验观察可以用社会规范来解释。例如，中国作为父权制社会可以解释本文的观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建立并检验了两种基于偏好的性别偏见模型：（i）“纯”重男轻女；（ii）偏好儿子养老支持的模式。两种模型的含义都与本文的经验结果不一致。
（i）“纯”重男轻女
这表明着父母本身更喜欢儿子，并从儿子的消费中获得更高的效用。这一模式意味着:（a）父母更有可能向女儿灌输孝道，并向女儿寻求养老；（b）如果子女有兄弟而不是姐妹，父母更有可能或同样有可能向子女灌输孝心，并向子女寻求养老。本文的实证结果否定了这两种暗示，纯重男轻女并不是研究结果背后的驱动力。
（ii）偏好儿子养老支持的模式
父权社会可能意味着，当父母年老时有儿子来赡养他们，他们会得到社会的尊重。尽管有关养老支持和孝道灌输的预测与我们的发现一致，但有关儿童性别对儿童投资的影响的预测与我们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实证结果不一致。表4显示，同胞性别对孩子的教育和健康基本上没有影响，这与男性双胞胎会增加对孩子投资的暗示不一致。
4.5公共支持会削弱孝道并且减少私人支持
如果孝道是父母的理性选择，那么公共提供养老支持将削弱孝道的灌输，并排挤私人支持。在我们的理论中，可以模拟公众支持。要么是父母收入的外生增长，而子女收入的损失，要么是政府从其他收入来源中补贴了父母的收入。该理论预测，公共支持会减少父母向子女灌输孝道以获得养老的可能性。
“公众支持”是衡量父母中是否至少有一方可以获得养老金或政府提供的养老津贴的指标变量。本文数据中大约52%的家庭获得了公共支持。“报销比例”是指父母医疗费用中平均可以报销的比例，平均报销比例约为64%。“公共支持”排挤了父母对女儿的寻求养老支持和向父母灌输孝道的期望。研究结果还表明，来自儿子而不是女儿的支持相当于获得公共支持的效果的两倍。
5.结论
作者使用独家收集的中国双胞胎数据来研究父母对子女养老偏好的形成。与提出理论相一致，如果孩子有兄弟而不是姐妹，父母就不太可能向孩子寻求养老或向孩子灌输孝道，特别是当孩子是女儿时。研究结果支持利他主义的灌输模式，并为“坏父母定理”提供了实证支持，即孝道会诱导父母对子女进行最优投资。
在父母理性地向子女灌输养老偏好的同时，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也在逐步完善减少了父母向孩子灌输孝道的动机。在具有孝道传统的国家中，公共提供养老金支持往往会削弱孝道的形成，从长远来看会排挤私人提供养老金支持。
这项研究的一个局限性是只关注到资金支持，从家庭支持/老年护理中抽象出来。如果儿子的收入比女儿高，那么女儿最好以牺牲自己的收入为代价提供实际支持，而儿子则维持劳动力供应，并向父母提供资金支持。兄弟姐妹在提供老年支持/照顾方面的这种性别分工可能解释了女儿在提供老年护理方面的主导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着眼于资金支持和实物支持之间的替代/互补、儿童在提供不同类型支持方面的分工，以及儿童实物支持对公共支持的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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