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黄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一直绵延流传至今的人类文明。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自古以来许多学者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端于1928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理清了先秦历史的起承转合和发展脉络,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基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则必将在完整探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进程及发展等方面取得新的成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就黄帝或黄帝时代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贡献作一初步探索。
史前中原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及农业发展状况
从五帝以来,直到夏商周三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及当时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是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中原最早出现的重要原因。
距今大约10000年,第四纪末次冰期结束,地质学上所说的全新世到来,中国新石器时代也大致在此时开始。在经历了一个由寒冷转向温凉、温干的时期后,气候进入到了一个最温暖、湿润的时期。据孢粉分析,在距今7500~5000年间,北半球中纬度地区的年均气温普遍高于现今3℃~5℃,其间我国中原一带年平均降水量较今高出约200毫米左右。竺可桢先生在研究中国近5000年的气候变迁史时,认为“在近5000年中的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其间上下波动”①。由于和仰韶文化存在一定关系,我国学者龚高法等一般将全新世中期或距今8000~3000年这一段时间称为“仰韶温暖期”。施雅风院士率领的课题组则根据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材料,将我国全新世的气候变化分为三期,其中期(距今8500~3000年)被命名为“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和夏商时代正处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或“仰韶温暖期”的后期。
登封王城岗遗址是一处距今4400多年至3500多年,以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为主,兼有裴李岗文化、二里头文化等文化遗存的遗址。这里出土的木炭,经过鉴定,发现有枫香、青冈两种植物,而这两种植物是亚热带的植物,现在它们只生长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麋鹿是一种喜爱温暖湿润的动物,原产于长江中下游沼泽地带,“仰韶温暖期”及其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曾广泛活跃于黄河流域,其骸骨在中原地区多有发现,殷墟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这些都证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气候条件比现在优越,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生存。
文明的起源和农业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依沼地农业说、大河理论说,还是山前理论说,史前中原地区都具备发展农业的天然优势。在距今8000年至3000年期间,中原地区有河水、济水和淮水等3条独立入海的大河,还有渭、汾、洛、沁、汝、颍等支流及广为分布的湖泊泽??。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学者梁亮、夏正楷等通过对河南孟津邙山黄土台塬上发现的全新世湖沼沉积保存的软体动物化石的研究,认为距今5000~4000年间,在暖湿的气候环境下,在邙山黄土台塬上的河源头出现了大片的湖沼。②至少至《禹贡》、《左传》时代,中原地区还存有大陆泽、荧泽、澶渊、修泽、黄池、荥泽、圃田泽、蒙泽、空泽、菏泽、浊泽、沛泽、大野泽等,湖沼分布之广、数量之多超出今人的想象。从山前理论的角度看,太行山脉、伏牛山系、大别山等山前之黄河冲积平原、淮河冲积平原,为农业从山区向山前地带及平原发展准备了理想的地理环境。
张之恒先生认为,太行山和嵩山东麓的山前地带是我国粟作农业发源地。③在新郑裴李岗、沙窝李和许昌丁庄等裴李岗—磁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粟的遗存。到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以粟作为主兼有黍、麦、豆、稻等作物的原始农业,呈现出繁盛局面。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一带的原始农业更在生产工具的配套和质量、生产规模的扩大及农作物的产量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④
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农业生产的进步发展,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在中原文化兴起的先后,其周边文化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也曾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但中原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居天下之中、便于往来沟通的地理优势及中原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特点,决定了中原文化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中央民族大学博导陈连开教授在其《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一文中指出,“中华文化是多元起源,而中华文明却是在中原最早出现”⑤。
黄帝部落在中原地区的演进发展
一般认为,黄帝是黄帝部落的伟大领袖,或是黄帝部落不同时期领袖的统称。历史传说中大概为了方便记述或是历史渺远的缘故,而将其不同时期部落领袖的事迹统统记在了黄帝一人名下。《史记·封禅书》关于黄帝封泰山的说法应当是对黄帝行迹或黄帝存在的一个确切记载。
古代帝王自认为受命于天,功德圆满之时往往登泰山,筑土为坛以祭天,此曰封;又于泰山下小山上筑方坛祭地,此曰禅。《史记·封禅书》载,“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文中“梁父”、“云云”、“亭亭”、“社首”等皆山名。这段记载对于认识黄帝非常重要,它至少表达出以下两个方面的意思:
一为管仲是按时间顺序来叙述上古君王封禅事迹的,文中引自《管子书·封禅篇》的记载说明神农不同于炎帝而早于炎帝,世人多将炎帝等同于神农的看法是肤浅的。这个记载还说明炎帝要早于黄帝,或者说登泰山封禅的炎帝早于《史记·五帝本纪》里记载的与黄帝战于阪泉的炎帝。
二为黄帝是真实的历史存在,并不仅仅存在于自古至今的传说中。黄帝登泰山《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记载,《封禅书》中也有记载,并且黄帝封泰山在上古之时应有泰山上的祭坛为证,秦始皇、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历代帝王对封禅传统的沿袭也证明“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绝非虚言。
《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f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姜”、“羌”通,范文澜有“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原”⑥之说。姬水现称沮河,源自陕北黄陵子午岭东麓的沮源关,向东蜿蜒128公里汇入北洛河,横贯黄陵全境。“黄帝以姬水成”的说法与《史记》黄帝葬于桥山的说法相一致,可以得出黄帝部落早期曾活动于陕北一带的结论,也符合古人沿水而居、顺水而迁的习惯。炎、黄同出于有?f氏这一深厚的历史渊源,则成为后来炎黄部落联合的基础之一。
解放后发掘的庙底沟遗址总面积约36.2万平方米,遗址内包括仰韶文化遗存(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遗存(庙底沟二期文化),时间跨度在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2780年。作为黄帝文化的典型代表,宏伟的庙底沟类型文化向东方的扩张与传播和古籍中记载的黄帝部落的东进是一致的和匹配的,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古籍中所记载的黄帝部落的活动轨迹。
大约距今5000多年前,母系社会走向解体,长久以来在中原地带居于领袖地位的神农氏开始衰落,各个氏族部落为了争夺势力而相互侵伐,百姓屡遭暴虐。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轩辕部落开始崛起并逐渐赢得了一些部落的“宾从”和归附。战胜了欺凌弱小的炎帝和作乱的蚩尤后,轩辕被各部落首领尊为天子,取代神农成为黄帝。天下初定,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即在涿鹿附近的高地上建立都城。为征战之事,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平定天下后,定都于“轩辕之丘”。《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很可能非一时一人所为,应当是黄帝部落不同时期的作为,或者是黄帝部落强大后的势力范围。
《竹书纪年》说“黄帝轩辕氏居有熊”,《史记·五帝本纪》进一步讲“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史注》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帝王世纪》曰:“新郑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故曰新郑。”《广舆记》曰:“轩辕丘,新郑,古有熊氏之国,黄帝生此因名。”这些记载大体描述了黄帝轩辕氏在新郑一带的活动,而《括地志》“涿鹿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大抵征战所至,都涿鹿。即位,乃都有熊”的说法则初步解决了“黄帝轩辕氏居有熊”、“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与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两种记述的矛盾。
黄帝部落的演进发展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上述材料说明早期的黄帝部落大约还没有完全定居,其部落不断迁徙并与其他部落不时发生着冲突。涿鹿之战黄帝部落的领袖地位奠定之后,其先后定都或定居于“涿鹿之阿”、“轩辕之丘”的格局才真正形成。总体上来说,黄帝部落大体活动在古代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一带,其文化影响则远远超出这个范围。